顺差的根由及其合理性

 

傅勇/文

 

国际收支平衡虽然一直位列四大宏观经济目标之一，但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同等重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是如此。在现代经济学产生之前，重商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扩大国际收支顺差：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当时充当货币的贵金属才是财富，顺差就是别国的财富流入到本国，这也是一国财富增加的唯一来源。现代经济经济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清算重商主义这种学说。但长期以来，对顺差而不是收支平衡的追求，还是被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下来。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逆差和外债被认为是经济风险来源之一，缺少外汇也是一些国家被迫接受附加很多条件的国际援助的原因之一，此后以出口和顺差为导向的政策更是大行其道起来。2008年金融爆发危机以来，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众矢之的，要求盈余国家放弃追求顺差的呼声很多。但全球失衡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总的来说，大多数人还是认为顺差是好事。

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一个解释顺差的理论框架，这也使得对顺差的争论难以避免。贸易经济学家一直在解释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好处及其依据，但一国是顺差还是逆差，以及顺差或逆差的规模则是在讨论之外的。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中，顺差或逆差也不是重点所在。不过，归纳起来，宏观经济学还是提供了两种看待顺差的视角。

一种是结构说。结构说来自宏观经济恒等式，在这个等式中，贸易顺差等于私人部门储蓄超过投资的盈余，加上政府收入超过政府购买的盈余。这个恒等式告诉我们，外部失衡（顺差）源于国内经济的不平衡（盈余），主要是国内储蓄超过投资的结果。因而，要减少顺差，根本之计在于减少内部失衡，因而扩大消费的药方被广泛接受。类似地，这类观点认为，顺差大是因为国内的消费落后于生产扩张，只要消费上来了，就不必要再依赖国际市场，顺差也就会减少。从恒等式看，扩大投资也能够缓解内部失衡，但这个建议不太容易被人接受，因为看上去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够高的了。最近也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之所以通过顺差积累其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债券等形式借给别的国家使用，就是因为这些钱这国内使用不了，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偏向国有部门的，而国有部门所占比重是逐渐缩小的，结果导致银行的钱在国内花不了。这个看法是说，中国的内部失衡不仅限于商品供给的相对过剩，还在于资金供给的相对过剩。

另一种看待顺差的视角可概括为汇率说。一般来说，出口决定于汇率水平和国外经济增长，而进口决定于汇率和国内经济增长。不考虑短期情况（也就是J曲线效应），本币升值能够降低出口，增加进口；本国经济增长会增加进口需求，国外经济增长会增加对本国商品的需求。通货膨胀、用工成本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当然也有影响，但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在汇率了，因为它们都会在实际有效汇率中得到反映。这个视角当然非常看重汇率对顺差的作用。如果一国持续出现顺差，那么很可能说明汇率被低估了，即便很难证明汇率被人为压低了，但汇率也会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即只要让汇率升值到足够的程度，顺差总会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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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了1月份的物价数据。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1月CPI上涨4.9%，明显低于此前市场的平均预期。1月份物价数据的出炉恰逢5年来CPI统计口径首次调整。这些调整是否调低了CPI，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一次正常的统计编制方法调整，之所以引发诸多的关注，一方面反应了数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CPI与老百姓感受的不同步以及对统计数据缺乏认同感。

应该指出，按照现行方法编制CPI，牵涉到大量的人力物力，统计局的工作具有不可替代性。老百姓、学者和决策者对统计局的数据都有很大的依赖性。从这个角度说，要验证CPI编制方法的调整对CPI的影响并非容易之举。这次统计局的调整涉及对比基期、权数构成、调查网点和代表规格品的调整。影响较大的是权重的调整。其中，居住类权重提高了4.22%，食品类权重降低2.21%。这些调整属于既定安排，居住类权重的大幅上调也符合此前预期。统计局披露了相关调整细节，并指出，据其测算，就权重调整而言，如果按去年的权重计算，1月份的CPI还会略低于现在的算法。

　　统计局的结论很容易与大家的主观感受产生背离。首先，直观地看，由于居住类价格涨幅小于食品类价格涨幅，两者权重的一升一降，对CPI有一定的拉低作用。其次，老百姓感受到的是生活中的许多商品价格都明显上升。即便是从统计局的数据看，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10.3%，居住价格上涨6.8%。食品中，粮食价格上涨15.1%，鲜蛋价格上涨20.2%，鲜果价格上涨34.8%。这些涨幅都大幅超过CPI涨幅，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上涨幅度较快的物价印象最为深刻。

　　在很多国家，统计数据和方法的争论通常局限于学术范围，然而在中国却是一个公众话题。鉴于宏观统计数据的编制工程很大，学者和公众不大可能自行设计公布另外一套CPI数据与之比对验证。然而，如果统计数据不能成功地取得社会信任，其负面影响却是很大的。这首先会影响到一些政策研究的结论，削弱决策的准确性。其次，老百姓会形成一个思维惯性，会在官方数据的基础上附加一个主观感受指数，并以此调整其经济行为及对通胀的预期。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温和通胀周期。中央已经决定在今年的宏观调控中，要将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关通胀预期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要降低反通胀的成本，最为关键的是要取得经济行为主体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当人们相信政策面的反通胀决心，而下调通胀预期时，物价水平就会有所下降。如果通过行政和货币金融等手段调控，总会造成很大的反通胀成本。

　　人们对统计数据的信任是对政策信任的基础。相关部门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个明确的方向就是公开公众关心的一切细节。在物价统计方法和程序方面，不应该存在很多需要回避的地方。

　　就1月份CPI上涨4.9%来说，并不代表通胀压力的释放。除了今年CPI的基数效应较高之外，新涨价动力也比较强劲。尤其是北方干旱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当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欧洲一些发达经济体通胀指数也有所抬头。通胀压力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国今年的通胀目标从2010年的3%上调到4%，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付出较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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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宏观政策在危机中显示出强大控制力，但宏观调控的一些制度性基础建设尚未取得根本性进展。地方财政的透明度和融资行为的规范化需要重构，这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之一。与此同时，在多种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利率市场化方面需要有所跟进，促使货币信贷环境随已正常化的经济环境加快回归常态。

  傅 勇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防通胀、稳增长”已成各方共识，与之相对应，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或成明年政策基调。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很可能不变，但通胀目标率或将被务实地上调到4％。笔者以为，相比之下，经济增长的目标容易达到，但通胀率能否控制在4％以内，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至少，这意味着，政策面在保增长、防通胀和结构调整之间的配置权重需要在今年的基础上有所调整。

  在过去一年里，笔者跟踪研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并在第一时间和读者交流部分个人观点，特别是探讨了每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风险。

  年初，笔者的估计是，既有的经济数据已确认国民经济活动快速回到正常水平，经济温度相对发达经济体明显扩大，并认为美联储在中期内加息的概率微小，建议国内政策不能坐等美国经济的调整，国内外不同的经济周期要求中国刺激性的政策应提前加快退出。

  中国宏观经济尤其是房地产部门在今年一季度出现了明显过热迹象，鉴于中美政策的脱钩明显滞后于经济基本面的脱钩，笔者提出，2010年的物价上涨将不会在年中出现市场所预期的放缓，政策退出面临赶不上通胀形势发展的风险。

  4月，政策当局出台了严厉的房地产信贷政策，中央财政刺激的力度也有所收紧，经济过热迹象几近消失。当时笔者判断，从5月开始经济进入微型滞涨格局，并强调经济增长的下滑只是边际意义上，是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不存在二次探底的风险，相比之下，物价上涨是更值得关注的经济风险。

  在美联储推出第二轮数量宽松政策前后，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政策面非但不应该跟进国外同行的放松政策，反而需更加有力收紧的必要，并进而推论，过去经济周期显示，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来自通胀加速，当前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还有较大的空间。

  那么，2011年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国内的政策会如何调整？潜在的政策风险点是什么？笔者在这里尝试给出一些个人的预判。

  明年的外部经济环境有望有所改善。当然，美国经济不会出现有力反弹，但好消息要多于今年，温和复苏的迹象估计会增多，失业率会缓慢下降，通货紧缩的风险降低。欧洲经济则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欧元更多是政治需要压倒经济需要的结果，欧洲各国财政和经济状况的趋异还将拖累该区域经济复苏进程。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强劲增长，政策面继续领先发达经济体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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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岁末年初，总是要留给回顾与展望的。

去年年底，我曾撰文表达了对发达经济体或将出现日本化的担忧。整整一年过去了，这个担忧在今天并未解除，甚至更加严重了。日本经济自1990年代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之后，一直深受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货紧缩的困扰，企业尤其是金融部门疲于修复各自的资产负债表，欲振乏力。

现如今，这番图景已经覆盖到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经济体。为了刺激通胀率回到2%左右的目标水平，美联储不顾国内外的广泛质疑，推出了第二轮的数量宽松计划。

在这个背景下，2010年的中国经济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经济活动总体上已完全恢复到危机之前。在一季度，国民经济尤其是房地产领域甚至出现了明显的过热迹象，在随后的房地产信贷调整和财政金融刺激政策退出的收紧作用下，从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这个下降显然不足以构成二次探底或通货紧缩的担忧。事实上，从年中开始，虽然所谓翘尾效应从6、7月份达到全年最高，并开始逐月下行，但物价却加速上涨。通胀压力以及调控物价的一揽子措施，成为岁末年初的经济基本面和市场层面关注的重心所在。

笔者曾在2010年5月份提出经济进入微型滞涨的判断。当时我也强调，所谓滞涨只是边际意义上的，是为了方便地概括经济增速放缓、物价上行并存的宏观经济格局。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经济表现得当然很好，经济放缓和物价上行的幅度都不是很大。但是在经济增速和CPI变动方向上的确出现了，在总体经济未出现明显过热的情况下而物价温和持续上行，这样一种相对少见的状态。

现在来看，微型通胀这个格局还会在2011年延续，并且在2011年的上半年会表现得更为显著。

大家对经济增速放缓争议较小。2011的GDP增长率可能从2010年的10%左右下降到9%左右，这是国外经济不振、国内经济正经历结构性转变，以及节能减排等政策落实的结果。

物价上行压力还将在2011年全年得以持续，全年CPI涨幅预计在4-5%之间。相比之下，2011年上半年物价上涨的压力更大，很可能会出现5%的CPI涨幅，如果出现极端天气，CPI涨幅甚至会更高。上半年通胀压力更大有翘尾因素的影响，还因为当前物价上升会有继续上涨的惯性，而一些调控政策效应届时还没有完全显现。这个预期的应验还面临着一些不缺性的考验，特别是物价调控措施，以及资源价格体制改革和公共价格的调整步伐。

总体来看，这轮物价上涨可能达不到危机之前的2007-2008年那一轮的高度，当时的CPI涨幅曾接近9%，但或许可以与2003-2004年的通胀周期相提并论，CPI在2004年年中的时候突破了5%。

关于物价走势的这个判断，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偏悲观的，我注意到不少机构对2011年CPI的预期要低一些，但另一些人可能认为太过乐观了，有观点认为通胀形势将会变得相当严重，甚至面临失控风险。对此，我想以下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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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10月的经济金融数据以及各界对货币超发现象的聚焦，让货币政策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同时也在帮助政策面达成货币政策应加快回归常态步伐的共识，而这又将或多或少缓解货币当局的尴尬处境。近期的外贸顺差、新增信贷规模和CPI等数据增速均超预期。央行周三宣布年内第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几乎已确认了政策紧缩周期在加快推进。

  学界、财经界、金融界当前有一种深深的担忧，在发达经济体推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大背景下，中国逆势收紧国内货币政策，是否可行？是否意味着将承担更多的经济调整成本？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之前在本栏已做过多次肯定的回答。经济周期的差异化，需要实施松紧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其实，全球部分经济体早已收紧了本国的货币政策环境。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被迫收紧货币政策，确实会大大收缩经济增长空间。在危机——复苏进程中，率先收紧政策的国家的确会更多地承担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成本，但再平衡本身也是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所在。

  近日，中国频繁对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表达了关切和质疑。引起警觉的不仅是中国。在韩国首尔，美国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已掀起一波巨澜， 使得G20峰会召开前夕就出现了新的重大争执议题。在这次峰会上，此前承受巨压的人民币汇率在一夜之间成了次要问题。毕竟，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而美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是商品服务贸易的中介货币，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新一轮扩张，必将对全球金融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美联储实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是继续刺激国内经济复苏；另一方面是执行弱势美元政策，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在前一个考虑上，美国利益是与全球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经济尽早复苏，对中国也是利好。但笔者认为，美联储的扩张政策效应更主要的将体现在后一方面，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利益和其他国家利益毫无疑问是相冲突的。这就是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成为众矢之的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如果经济果真在美联储的货币扩张政策下实现快速复苏，那么对全球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这就是奥巴马回应全球各方质疑的基础：世界需要美国经济恢复健康，而美国经济需要更强劲出口。然而，有理由认为，美联储的扩张政策对美国实体经济复苏的作用并不大。美联储放出的货币主要停留在金融系统，并未流入实体经济。看看华尔街，现在道琼斯指数已经回到了两年多前雷曼兄弟倒闭时股市的水平，而美国的失业率仍接近两位数。遭受重创的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也仍然没有起色。美国的出口也并没有像奥巴马期望的那样显著扩张，贸易赤字依然居高不下。美国的财政扩张受制于政府赤字的压力，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只能再次祭出货币扩张政策。这其实是无奈之举。

  美国进一步的数量宽松政策，主要是通过金融体系对全球经济构成冲击。一是美元的贬值。美元不到5个月时间贬值了13％，而近两个月就贬值了8％。美元贬值首先提高了美国出口的竞争力，打压了别国的出口。其次，弱势美元减轻了美国的债务负担。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美元贬值则意味着这些资产实际购买力的缩水。虽然这种缩水在很大程度上是账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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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对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忧已让位于对房价上升和通胀的担忧。因此，硬着陆的风险，并非来自当前的紧缩政策，而是在于当前没能有效地控制通胀。鉴于通胀压力还将继续增强，政策面有必要未雨绸缪，可以考虑降低货币供应增速，压低货币超发的幅度。同时，应加快拓展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引导货币存量的合理分布。

  央行出其不意加息之后，市场上开始担忧政策收紧可能会加剧经济下滑，甚至可能会增加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这种担忧，其实忘了今年一季度经济曾有过局部过热迹象，当前的宏观政策组合正是为了应对当时经济过热苗头而出台的。的确，经济增速下滑总会伴着痛苦，但如果增速是从接近12％的高位回落到9％，痛苦应该不会太大，更不能以硬着陆视之。

  真正的硬着陆风险，笔者以为，是来自通胀失控之后政策面的严厉收缩。1988年“价格闯关”启动后，长期压抑的通胀压力迅速显性化，致使当年CPI猛升至19%，随后的价格整顿结束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上升周期。在此后于1991年开始的经济上升期中，CPI在1994年创下了24%的纪录，随后严厉的银行信贷紧缩促使经济快速降温，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叠加效应，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罕见的通货紧缩期。

  虽然再出现上述高通胀的可能性不大，但上述经济周期的逻辑可能会以缩小版的形式上演。

  当前，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担忧已让位于对房价上升和通胀的担忧。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速较二季度有所下降，四季度增速可能会更低。但季节调整后，三季度GDP环比折年率略高于上季，宏观经济渐渐企稳。总体来看，二季度以来的增长放缓，是政策调控的结果，所以经济更可能是软着陆而非硬着陆。一段时间以来，笔者一直用微型滞涨来概括今年二季度到明年上半年的宏观格局，并一再表达对通胀和资产价格上升的担忧。虽然翘尾因素从今年7月以后已在逐月减弱，但CPI拐点并未如期而至，相反却是迭创年内新高。

  笔者以为，中国未来的通胀压力还将继续增强，如果控制不力，将会增加未来经济下滑风险。今年以来，农副产品甚至中药、水果价格上涨此起彼伏，这并不是偶然的。我国每年都会出现某些自然灾害。但总体来说，今年的粮食产量是稳定的，但这并没有影响一些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择其要点，未来通胀压力来源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应对危机期间，货币供应和信贷以超常规速度增长。经济学告诉我们，这种货币供应的冲击本身就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货币扩张的效应将在此后数年持续显现。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物价上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货币增长一直很快，但通胀压力相对平稳。事实上，过去30年来，中国的M2增速在23％左右，超过GDP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现在，M2/GDP差不多是200％，而美国只有60％。如此之高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是否可以持续，如此庞大的货币存量到底意味着什么，都值得深入研究。显然，中国货币深化程度如此之高，与庞大的外汇占款是相联系的，这些外汇占款被央行以各种手段冻结着。此外，这也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有关。在主银行制度的国家里，M2/GDP之比通常要高一些。但无论如何，虽然货币增长不是物价上涨的充分条件，但至少是必要条件，是通胀走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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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经济的内部失衡总会等于外部失衡，这是一个恒等式的关系，而要实现经济再平衡，可从外部失衡着手，也可从内部失衡着手。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汇率升值会受到来自国际游资的干扰，汇率通常不是实现内外平衡的可行途径；其实，在固定的名义汇率下，通过工资和物价的变化，实际汇率会作出充分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基本平衡。

  正是从这个角度，包括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近日表达了对中国重启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不同看法，认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干扰企业增加工资，而升值对涨工资也会构成替代关系，结果由于内部失衡得不到调整，外部失衡也会无从缓解。

  然而，上述观点只有在工资能灵活调整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而工资和物价能够充分且及时调整的假定，在很多时候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预言，在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国家，实际汇率将同步升值。然而，十多年来，中国的工资和物价，以及人民币汇率都保持了相对稳定。显然，如果工资获得了足够的上涨，将会部分抵消“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顺差，并让外汇储备积累放缓；同时，工资充分的上涨也会改善国民收入在家庭、企业和政府间的分配，提升家庭消费，降低储蓄率。然而，这两点都没有出现。

  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限制了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鉴于近期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变化，有人认为，工资调整的步伐将明显加快，而这将减轻汇率调整的压力。今年以来，用工荒比往年更加严重，劳资摩擦有所加剧，市场工资和最低工资有较明显上升。对这些变化，笔者以为，与其说是中国劳动力供给进入短缺时期的光兆性表征，还不如说是对过去工资过低增长的滞后纠正。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结构最为有利的时期，农村人口比重远远大大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显著。在国家相关政策的作用下，工资会保持温和上涨，但鉴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基本格局，工资上升的力量不足以促成实际汇率的充分调整。

  谈及汇率，总绕不开对日本经验的解读。麦金农教授说，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日本上演了战后奇迹：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直到1971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货币工资增速达10%以上。到了1971年，由于当时日本已成美国最大的工业竞争对手，美国开始错误地逼迫日元升值。1990年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跌入一轮通货紧缩低迷期，至今尚未恢复。就在今年，日本的工资水平事实上还出现了下降。

  这个描述完全是从汇率角度来解释日本经济的兴衰。不应忽视的是，与日元同启升值进程的还有当时西德的马克，当时的西德经济并未遭遇日本式梦魇。日本工资的上升幅度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而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则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汇率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并非决定性的。在人口结构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已显现，储蓄率和投资率随之下滑。在经济增长动力上，日本企业未能及时跟进新经济浪潮，领导创新的能力减弱。在政策上，与日元升值相伴随的是，日本长期实施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抵消本币升值对日本企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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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长期来看，涨工资和人民币升值有替代作用，都能够促进经济平衡，但是由于升值会受到热钱干扰，涨工资是更好的选择，而升值则不利于中国的工资增长。这一建议只有在工资能够灵活调整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保持相对稳定，但工资只以相当缓慢的速度增长，未能发挥平衡国民经济的中坚作用。

　　经济学家通常一致反对价格干预，因为任何对市场价格的偏离都会造成福利损失。但至少有一种价格例外，那就是汇率。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学家不在少数。麦金农教授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压抑，比如压低真实利率，会导致很多扭曲和效率流失，因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利率市场化。然而，在倡导金融自由化的同时，麦金农教授多年来一贯呼吁人民币汇率应保持稳定。这种反差并不好理解。

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名义汇率变动对调整经济失衡的作用不大，保持名义汇率稳定能够减少诸多成本，更重要的是，固定的名义汇率下，通过工资和物价的变化，实际汇率会作出充分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基本平衡。

　　工资和物价能够充分且及时调整的假定，在很多时候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预言，在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国家，实际汇率将出现同步升值。实际汇率升值有两个途径，一是工资和物价上升，另一个是名义汇率升值。然而，10多年来，中国的工资和物价，以及人民币汇率都保持了相对稳定。显然，如果工资获得了足够的上涨，将会部分抵消“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顺差，并让外汇储备积累放缓；同时，工资充分的上涨也会改善国民收入在家庭、企业和政府间的分配，提升家庭消费，降低储蓄率。然而，这两点都没有出现。近10多年间，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出口和外汇储备的高速扩张，还见证了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的明显下滑，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积弱不振。

　　工资未能足够调整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给限制了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出口部门的扩张只是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并未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压力。到目前为止，中国仍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这决定了工资不会出现足够的上涨，使之无法起到平衡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汇率在大部分时间保持稳定，但工资并未出现明显上涨，结果经济失衡进一步加剧。2000年以来，统计数据反映出的工资水平有一定上涨，但上涨幅度总体上滞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鉴于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变化，有人认为，工资调整的步伐将明显加快，而这将减轻汇率调整的压力。今年以来，用工荒比往年更加严重，劳资摩擦有所加剧，市场工资和最低工资有较明显上升。这些变化与其说是中国劳动力供给进入短缺时期的前瞻性表征，还不如说是对过去工资过低增长的滞后纠正。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结构最为有利的时期，农村人口比重远远大于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显著。在国家一些政策的作用下，工资会保持温和上涨，但鉴于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基本格局，工资上升的力量不足以完成实际汇率的充分调整。

　　在汇率问题上，绕不开对日本经验的正确解读。麦金农教授指出，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日本上演了战后奇迹：从上世纪50年代早期到1971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货币工资增速达10%以上。到了1971年，由于当时日本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竞争对手，美国开始错误地逼迫日元升值。1990年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跌入一轮通货紧缩低迷期，至今尚未复原。在2010年，日本的工资水平事实上还出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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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收入支撑超前繁荣景象

 

傅勇/文

 

 

近日，统计局官员连续发文批驳我国灰色收入5万多亿的说法，而得出这一结论的学者王小鲁博士也旋即回应统计局质疑。这些讨论主要限于调查和推算的技术和方法，但由于问题的敏感性，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

统计局的数据频受质疑似乎成了中国的一个特殊国情。这类质疑其实早就在国内外学界出现了。最初是对GDP的是否高估的争论。出于对统计制度和统计数据的不信任，重新估算一些重要数据就成了学者甚至老百姓的一项重要工作。从CPI、到房价上涨，到住房空置率，草根数据都与官方数据差别甚大。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面对质疑，统计局多次撰文反驳。此番，针对学者个人的商榷尤为引人瞩目。应该说，出现这种较为宽松的公开讨论氛围，是一个进步。普通老百姓也能获得更多的信息，以便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就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少来说，经过统计局的这些讨论，我们或许可以说“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的结论有夸大之嫌。例如，按照这项研究，2008年全国居民收入为23.3万亿，这占到了当年GDP的77%，如果是这样，那么国民经济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失衡，政府和企业从GDP中拿走的份额并不大。

话说回来，就灰色收入这个课题来说，民间调查也是不可替代的。谁会把自己不规范的收入向统计局官员坦白呢？之所以要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因为这些收入没有被统计局统计在内，是隐性的，而在这些隐性收入中，又有相当大比重是不规范的收入。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给出更严谨的灰色收入数据，包括统计局在内。像民间学者自己组织的调查研究，总是存在着样本过小，样本代表性不强等缺陷，和统计局无法相比，在进行推算时，也有很多主观性的因素在里面。说到严谨性，拥有庞大队伍的统计部门也有很多毛病可以挑。

“灰色收入”的规模只能是估算的，估算就有误差，难以精确。尽管如此，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提醒我们需要关注一些由此而来的社会问题。

灰色收入主要流向了高收入家庭。2008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应为32154人民币，比官方数据高出90%。不过大多数人不用担心，自己的收入“被”增长了，因为主要是高收入家庭的收入被低估了，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和统计局的数据差不多。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隐性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63%。而20%的高收入家庭居民的隐性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80%以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高收入组人均收入为43000多元，而推算的结果是139000元，是统计局数据的约3.2倍。

灰色收入规模庞大的推算，对于我们理解很多现实问题有帮助。我国总体上是中低收入国家，但却成为全球主要的奢侈品消费大国，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房价涨幅居前的国家，这些现象从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说明。大家也都一直纳闷，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收入平常，却能支撑起这么大的市场呢？有了灰色收入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多少可以理解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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